1943年7 月,张云逸抓住一国军的独生子,对方愿意拿出10挺机枪、100支步枪、10000发子弹来交换。张云逸却直接拒绝了:“我都不要,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这份筹码放在当时的分量,没人比张云逸更清楚。
新四军在淮南的日子有多苦,他天天看在眼里。就在1942年,他坐在第二师驻地开会时,无意间看见台下几个战士弯着腰在地上捡别人丢掉的烟蒂,捏在手里小心翼翼地吸,那场景让他心里堵得慌。
他自己不抽烟,但知道这些战士在战场上就靠这点东西提神,连烟都抽不上,还能指望什么补给?会后他找来供给部部长胡弼亮,从部队经费里挤出42块钱淮南币——差不多一头猪的价钱——办了座烟厂。
战士们自己动手做卷烟机,卷出来的烟丝先给大家分着过过瘾。后来陈毅给起了个名字叫“飞马牌”,烟厂越做越大,一天能产600多条,卖到敌占区甚至成了硬通货,五包烟能换一套军装,两条烟能从伪军队长那儿换两支手枪。
一个能为一包烟办工厂的将军,面对十挺机枪的价码,会怎么想?
可张云逸只是扫了一眼那份条件单,就把它推开了。他让来谈判的代表带话给赵凤藻:“枪弹我一概不要。只要他答应一件事——枪口对外,一致抗日。是中国人,就把枪对准日本人,别对着自己同胞。”
这事儿还得从赵保顺被俘说起。
赵保顺刚从军校毕业,一心想在父亲面前露一手。听说赵凤藻要派兵去打新四军的巢湖支队,他非闹着要上战场,还撂下狠话:不给机会就辞职。赵凤藻拗不过独生子,竟拍着桌子笑骂:“幸好你小子追得紧,不然为父真就误你一次了!”于是赵保顺骑着马哼着小调,带着两个连的兵就去了。
他没想到的是,新四军的情报网早把这一路的动向摸得清清楚楚。队伍刚钻进伏击圈,枪声四起,这位少爷军官从马上栽下来,连同他新婚不久的媳妇,一块儿成了俘虏。
消息传回指挥部,赵凤藻当场掀了桌子,这位平日以冷硬著称的专员竟嚎啕大哭。他先是调兵围攻新四军,扑了空;又勾结伪军两面夹击,还是没捞着人。折腾了几天,黔驴技穷,这才派人上门谈条件。
谈判那天,赵凤藻派来的代表穿着崭新的纺绸褂裤,陪着笑脸,额上豆大的汗珠止不住地往下淌。“敝军唐突,误入贵军防地,请阁下谅解。赵专员说,只要放人,十挺机枪、一百支步枪、一万发子弹,马上送到。”
张云逸听完,不急不躁地反问了一句:“你们赵专员,还记不记得自己是中国人?”
代表们面面相觑。张云逸站起来,声音陡然拔高: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问他是不是中国人,是中国人就把枪口对准日本人!只要他枪口对外、一致抗日,我们就是友军,他儿子就能平安回去!”
这一番话把代表们说得面红耳赤,连连躬身施礼:“贵军真是仁义之师,佩服佩服!”
可消息传到部队里,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。有的战士嘀咕:咱们连烟都抽不上,放着十挺机枪不要,这不是傻吗?
张云逸后来在会上只说了几句话:“巢湖根据地能不能活下去,不靠那几挺机枪,靠的是少一个背后捅刀子的敌人。多一个打鬼子的力量,比多一挺机枪强。”
张云逸打的这盘棋,远不止是放人换承诺那么简单。他太了解桂系了——赵凤藻这类人跟蒋介石嫡系本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,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。把赵凤藻彻底推到对立面,新四军在巢湖的日子只会更难。但反过来,只要能在民族大义上点醒他,哪怕只是让他收敛几分,对新四军来说就是喘息的空当。
这种算大账的本事,张云逸不是一天练出来的。他早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、辛亥革命、北伐战争,在桂系内部做过统战工作,跟李宗仁打过交道,对各路人马的心思摸得门儿清。
到了1943年,他已经是新四军副军长,代陈毅主持军事工作。仗打得越多,他越明白一个道理:在日伪顽三方夹击的缝隙里生存,光靠枪杆子硬拼是不够的,得把能拉过来的人都拉过来。
半个月后,巢湖南岸的江面上漂来一只竹筏,上面捆着五箱崭新的毛瑟步枪子弹,附了张纸条,写着“赠抗敌义士,赵凤藻手书”。
同一天,桂系某营的士兵借口迷路绕到日军据点附近,扔了几颗手榴弹,炸了两座碉堡。动静不大,但意思很明白——赵凤藻听懂了张云逸的话,至少在表面上,他开始把枪口调了个方向。
赵保顺后来也被放了回去。走的那天,他穿着新四军发的粗布衣裳,朝张云逸敬了个军礼。据说几年后,有人在皖南山区的国共联合游击队里见过他,那时他已经不再是桂系的少爷军官,而是正经八百的抗日战士了。
张云逸没要那十挺机枪,却撬动了一个更大的局面。赵凤藻那支队伍在之后一年多里,确实没再跟伪军有过大的勾结动作,甚至几次日伪军扫荡新四军根据地时,还暗地里递过情报。这点转变虽然谈不上惊天动地,但在1943年的江淮战场上,多一股力量抗日,少一股力量捣乱,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新四军来说,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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